陈奉孝：梦断未名湖⑦饥荒之年

〇 守护民间记忆

梦断

未名湖

饥荒之年

© 陈奉孝／文

1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老百姓把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多少人得了浮肿病，社会上尚且如此，劳改队犯人的日子能好过吗？从59年的上半年起，社会上的老百姓就开始挨饿了，兴凯湖农场晚了半年多，严格的定量是从这年的冬季开始的，每人的平均定量是30斤，根据每个犯人的劳动表现分为若干等级，少数身强力壮能干活的犯人和犯人大组长（牢头）能吃到42斤，老弱病残犯人吃18到24斤。按理说，平均30斤粮食可以了，不至于饿死人，实则不然，请别忘记，犯人每天十小时以上的强体力劳动，肚子里一点油水没有。
　　60年春天打田埂时，不少犯人就借着打田埂的机会挖野菜根吃。有两种野菜根吃起来是甜的，很好吃，一种是野胡萝卜，另一种是野芹菜。可偏偏有两种有剧毒的草根与这两种菜根十分相似，吃起来也是甜的，一种叫狼毒，跟野胡萝卜十分相似，另一种是走马芹（也叫毒芹），跟野芹菜十分相似。这两种植物在中药书里都有记载。这两种东西吃了以后，如果在15分钟到半小时之内不进行抢救，必死无疑。犯人干活的地方离监舍最近也有四、五里路，远的地方离监舍一、二十里，就是马上有人跑回监舍去找犯医也来不及。这年春天光四分场就有十三个犯人因误食狼毒和毒芹而被毒死。有个叫连喜子的犯人，有一天，他正挨着我打田埂，误吃了狼毒，躺在地上吐白沫，没等将犯医找来，他就死了，死时满脸青紫，面目吓人极了。
　　现在正是春播大忙季节，一天劳动12到15小时，犯人都饿得干不了活了怎么行呢？有个叫李义山的犯人就说，不如给我几天饱饭吃，枪毙了算了。
　　分场场部开会决定把一些稻秕子（未成熟的稻粒）和苞米穰子一起磨成粉，掺在苞米面里蒸窝窝头给犯人吃。这回窝窝头个大了，犯人的肚子撑起来了，可拉不出屎来了。医务室门前犯人排成队等待灌肠，疼得捂着肚子乱叫，有的自己用手指头扣，把肛门都扣流了血。看来这个办法也不行，后来就决定凡是参加春播的犯人在春播期间每人增加五斤定量，春播过后再慢慢往回扣，并且还采用了“双蒸法”。什么叫“双蒸法”呢？就是把窝窝头做成发糕的形状，蒸两次，发的个特别大，里面的孔像马蜂窝一样，据说这是从社会上学来的，能起到一种精神作用，纯粹是糊弄人。
　　凡是1960年在兴凯湖农场劳改过的犯人都知道，这一年是最难熬的一年，尤其是春播。在整个春播四十多天里，大雨小雨总下个不停，没有几个好天气。为了抢播，每个犯人发了一块大约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披在身上，顶着雨水平地、播种。又冷又饿，早上三点多钟到地里，晚上八点多钟才回来。在收工的路上，有的体弱的犯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几个身体好点的犯人轮流连拖带背地把倒下去的犯人弄回去，不久就死了，有的甚至就死在路上。其实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大病，只不过是像一盏油灯一样，油都熬干了。有的犯人夜里就死在监舍的土炕上，有个叫孙连仲的犯人，北京市昌平县人，罪名是“历反”，不到40岁，个子很高，瘦得像高粱杆似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饿得昏倒在路上，带工队长叫几个体力好一点的犯人连架带拖将他弄回了监舍去。他正好挨着我睡觉，半夜我起来解手，发现他死了，告诉值夜班的犯人，值夜班的犯人又报告了值班队长，值班队长说：“死了死了呗！半夜三更往哪里弄？等天亮再说。”吓得我和另外挨他睡觉的犯人后半夜根本没有睡着觉。天一亮，叫两个犯人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开始我还有点害怕，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2

　　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想15年徒刑恐怕熬不出去了。正在这时收到家里来信，说我父亲去世了，临死时还喊着我的名字。我简直不想活了，可我那时才24岁，年纪轻轻就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也不甘心。有一天我在水稻田里平地，一个叫郝志祥的犯人找我的麻烦，这家伙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个地痞狗腿子，其坏无比，总想拿别人立功，经常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犯人没有不恨他的。他说我这里平得不好，那里平得不对，还说我干活投机取巧，把我气坏了。我抡起铁锹照他脑袋劈去。要知道，因为是新开荒的地，为了切草皮，犯人的铁锹三面都磨得像刀子似的，这一锹如果劈在他脑袋上，非把他脑袋削去半个不可，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他没想到像我这样一个大学生，身体又瘦又小，竟敢这样行凶，他吓得赶紧往前跑，可两只脚陷在泥里，挪动不方便，只把身子弯了下去，我的两只脚也陷在泥里，往前挪动不了。因为他弯下身去，我的锹就够不着他脑袋了，同时当锹落下去的时候，角度也变了，一下就拍在了他的后背上，把他打得趴在了泥里，我的锹把断成了三截，我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在附近干活的几个犯人赶紧把他扶起来，时间长了泥水就把他呛死了。他穿个棉袄，背上都被我打紫了。谁也没有想到我会干出这种事来。带工干部立刻命令把我捆起来押回监舍去，带上手铐脚镣塞进了小号里。
　　这回的小号跟上次关的小号可就大不一样了。小号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像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躺下伸不直腿，活像一个棺材。
　　我这一锹要是劈死了他，毫无疑问我要偿命，即使他死不了，用铁器行凶，我也要被加刑，可是他们关了我三个月就把我放出来了，只记了一大过，没有加刑。这是为什么呢？管教干部找其他人了解情况，我们俩是怎么打起来的，所有的犯人都异口同声说是他挑起来的，都说这个家伙坏，说他平时汇报别人也是假的，犯人没有不恨他的。其实管教干部也知道这个家伙坏，他并不属于“自己人”的范围，同时又考虑到我刚入监不久，刑期长，思想不稳定，最近父亲又死了，心里难过，因此算是对我从轻发落。不过这三个月的小号也算是阎王爷开恩，好歹活出来了。每天三两八的苞米面，这个滋味真不好受！出来时我真成了皮包骨头了，脚镣子摘下来以后，我连10公分高的一根门槛都迈不过去，只能像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一样，用手扶着门框才能迈过去。
　　出来后，那些刑事犯可就对我另眼相看了，这就应了那句话：“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劳改队有些所谓的“亡命徒”刑事犯，实际上是假的，借此唬别的犯人，欺侮别的犯人，真到了“玩命”的时候，他就缩回去了。而我的这次行凶证明我不是假亡命徒，而是真的。我也同时放出话：“我上无老、下无小，15年徒刑我也没打算活出去，我不会找别人的麻烦，谁要是老想找我的麻烦，你能豁出去，我就能奉陪到底！”从这件事以后，没有哪个犯人敢随便找我的麻烦。
　　经过1960年一年的饥饿劳累，到了1961年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这一年有大批的犯人因饥饿劳累而死。死了的犯人就埋在四中队的菜园旁的一块荒地里。一开始死了的犯人还用几块薄木板钉个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干脆就用一张破席或用一床破劳改被子卷卷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有一次管教让我和另外两个犯人去挖坑埋一个刚死去名叫毛继玉的犯人，挖着挖着发现下面已经埋了一个死了的犯人，因为兴凯湖气温低，地下很凉，尸体和穿的衣服还没有烂，怎么办？把两个人埋在一起就是了。这下可好，两人合葬并骨了！这一年死的人太多了，那块小坟地上，死人都埋不过来了。

3

　　这一年还发生了三件事使我一生难忘。
　　第一件事是二中队的犯人有一天早上出工，在路上遇到一辆马车拉着一车碎豆饼往马号里送，有一个犯人就伸手拿了一块，别的犯人看到有人拿，也上去拿，好多人都上去抢豆饼。带工的干部立刻鸣枪示警，队伍就停住了，干部和犯人大组长挨个检查，犯人藏在怀里的豆饼都被翻出来了。当时没怎么样，可是等晚上收工回来，把十几个抢豆饼的犯人都关了起来，春播过后都加了刑。第一个带头拿豆饼的犯人被加刑10年，其他犯人被加刑5年、3年不等。
　　第二件事是与我同中队的犯人李潮，他原是北师大的一名讲师，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好意思像别的犯人那样在地里挖野菜吃或偷东西吃。一天夜里他起来解手，到犯人伙房的泔水桶里捞东西吃，被打更的抓住了，报告了管教干部。第二天早上站队出工时，当着全体犯人的面，管教干部骂他：“什么知识分子，吃屎分子！泔水是喂猪的，你却去偷猪食吃，你连猪都不如！”把他羞辱得恨不得钻进地里去。
　　第三件事是在打田埂时，有一次我在地里解大便，有个叫郭怀玉的犯人（北京市通县人，锁匠，精神有点毛病）蹑手蹑脚走到我背后，当我的大便还未落地的时候，他一把抓了去就往嘴里塞，当时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以为是狗或狼什么的，回头一看是他，把我恶心得差点吐出来，真是人饿极看了什么东西都吃呵，无怪乎历史上记载着灾荒年有人吃人的现象，现在我确信历史的记载是不假的。不过那时犯人吃不到什么油水，窝窝头里面大半是稻秕子和包米瓤子磨成的糠，拉出来的屎确实不很臭，拉在地上风吹干了，随风也就刮跑了。

4

　　这年秋天收割水稻时，犯人普遍偷生稻谷吃。稻谷上有芒和和皮怎么吃？犯人有办法。从稻穗上撸下稻粒来，在手里搓搓，吹去芒带皮吃，只要在嘴里细细地嚼，把稻壳嚼得像面粉一样细，咽下去就不会得阑尾炎。我也像其他犯人一样吃。犯人不但在地里干活时偷吃生稻谷，在脱谷时不少犯人用一个像烟荷包大的小口袋装好了塞在裤档里往回带，有的就把裤脚扎起来，塞在裤脚里往回带，半夜里藏在被窝里吃。这件事被那些想立功减刑的犯人汇报了，因此每天晚上收工站队时，让犯人解开棉袄、裤腰带检查。这你还能藏得住吗？都检查出来了。被检查出来的犯人除了挨训挨骂外，还扣你的伙食。
　　有一位姓鞠的带工队长，他是山东人，部队转业的，属于“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出身，“阶级觉悟”特别高，一提到“现行反革命”，他就恨得咬牙切齿，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尤其是对右派分子，恨得更加厉害，我想，如果他掌握大权的话，非把这些人全宰了不可！
　　有一次我带生稻谷被他检查出来了，他不但当众骂我：“你是什么大学生？是大畜生！右派分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全都是些黑心狼！”这还不算，把我捆起来示众，回监舍不仅不让我吃饭，还让我在院子里冻了半宿。我心里想，在他手底下我是活不出去的，我这条小命早晚要死在他手里。本来自从我父亲去世后我就悲观厌世到了极点，现在又遇到这样一个恶魔，我也不能白白让他把我整死。反正我上无父母，下无老婆孩子，我也豁出去了，最多不过是一死。
　　于是我便偷偷预备好了一根镐把，藏在了监舍的风斗里，准备对他下手。因为每天晚上犯人吃过晚饭还要盘腿坐在炕上“学习”。所谓“学习”，大多数时间是开生活检讨会，让犯人像狗一样互相乱咬，有时也找人念念报纸，而他每天晚上都来查看。我想等他走时我就跟出去，从风斗里摸起镐把他打死，然后我就扑电网。那时监舍院子周围除了有围墙，上面有解放军站岗外，围墙里侧还有一道十米左右宽的水沟，水沟里侧还有一道电网（1963年以后撤了）。我知道如果我真地把一个管教干部打死了，他们绝不会简单地给我一个枪子吃就算了，他们肯定会用各种酷刑折磨我，最后才枪毙我。
　　可是说来也奇怪，我一连等了他三个晚上，姓鞠的没来，到第四天早上出工站队时来了一位新队长，他说鞠队长调到五分场去了。我心里忽然一惊，心想我已经是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了，第一次差点掉进乌拉草甸子里淹死，第二次行凶打郝志祥，差点把他打死，打死他我也就没命了，这一次又这样过去了，看来我命不该绝，还能活出去。从此以后我就老实了，虽然我仍不认罪，可尽量避免与干部正面顶撞。这一想法我从来没敢向任何人暴露过，如果当时让管教干部知道了我有这个思想，非枪毙不可。有不少策划逃跑的犯人，还没有付诸行动，被干部知道后都加了刑，有的像钟殿馨、李学谦、王海州、刘全忠等人策划逃跑，没等付诸行动都给枪毙了，何况是企图杀干部呢！今天我把当年的这一想法写出来，只不过是想说明，这是我在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由不想活到决心咬牙活下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罢了。
　　1962年召开了所谓的“七千人大会”，开始纠正“大跃进”所犯的错误，刘少奇提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全国的形势慢慢有所好转，兴凯湖农场的犯人的处境也有所好转，首先表现在劳动上，除了春播、秋收劳动时间仍然在每天12小时以上外，其它时间一般不超过十小时。其次，犯人的伙食定量也有所增加，虽然仍旧吃不饱，但比起60、61年好多了，特别是蔬菜方面，由于蔬菜没有上交任务，各个农场都种了大量的蔬菜，像茄子、西葫芦这样的菜，每顿饭八寸盆一大盆，总算是能把肚子填起来了。
　　不过这一年因为两件政治上的大事，使兴凯湖农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一件是加勒比海危机，苏、美两国因古巴导弹危机差点发生军事冲突从而引起世界大战，第二是蒋介石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对于这样的事，关押犯人的地方是特别敏感的。首先把兴凯湖农场各个分场的历史反革命犯都集中到了二分场，这些历反虽然年龄都比较大，在劳改当中表现也比较老实，但他们毕竟与国民党旧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共产党是不会忘记的。另外各个分场的“现行反革命”犯也都编到了一个中队里并安插少数刑事犯（这些人原来多半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干部犯了贪污、流氓罪的，被认为是“自己人”的犯人）协助政府干部对这些“现反”严加监视。原来犯人出工干活只有干部带工（他当然身上有短枪），可这时突然增加了四名拿冲锋枪的解放军进行看押，在路上有一名解放军在前头压着阵，不许走得太快，以免后面的犯人拉开距离，拉在最后面的犯人，解放军就用枪托捣你，要你跟上。路上有人要解大小便，必须大声喊：“报告解放军，犯人某某某要大（小）便”，这时队伍便停下来等着。到了工地后，工地的现场四角插上小红旗并有解放军警戒，干部警告犯人不许超越红旗插定的范围，否则被打死活该。过去只有出工、收工犯人必须站队点名，而现在干着活常常集合点名。这倒也好，犯人多增加了点休息时间，晚上收工也不像过去那么晚了，早早就收工。回监舍吃过饭一律在监舍里“学习”，除大小便外，不许到院子里去。
　　当时我想，如果真地打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蒋介石的军队大规模反攻大陆，首先遭殃的恐怕就是这些历反和现反。好在这段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原因可能是：第一，赫鲁晓夫的纸老虎被肯尼迪戳穿了，向美国作出了让步，达成了妥协，从而解决了加勒比海危机，而蒋介石窜犯大陆的小股武装很快就被消灭了（关于这一点，我从来就认为那不过是蒋介石的痴心妄想罢了）；第二，怕影响犯人的生产劳动，因为在这两个月左右的期间内，的确影响了不少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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